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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河西走廊及周边地学背景与多元文化

发表时间: 2020-04-20 17:31:56

作者: 尹政

来源: 本站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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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西走廊位于青藏高原与内蒙古高原之间,是甘肃省西部一系列构造盆地的总称,因位于黄河以西,为两山夹峙,形如走廊故名河西走廊,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和我国西北地区重要的经济和文化走廊。关于走廊的地质成因有两种解释:槽台学说认为河西走廊属祁连褶皱系走廊过渡带(任继舜等);板块构造学说认为属塔里木-中朝板块陆缘活动带(李春昱,冯益民等)。走廊四周受区域性深大断裂的限制,北部为宽滩山-合黎山-龙首山断裂带,南为祁连山北缘断裂带,西为阿尔金走滑断裂带,东为鄂尔多斯西缘断裂带。从地貌形态上看,河西走廊夹峙在祁连山、阿尔金山与马鬃山、合黎山、龙首山等山脉之间,东起乌鞘岭,西至甘新交界的星星峡,呈东西走向展布,长约1000公里、宽约10公里至100余公里的狭长地带。

       河西走廊具有双基底特征,下部基底为前寒武系中深变质岩系,上部基底为古生代活动大陆边缘火山-沉积岩系。走廊的演化与北祁连造山带构造演化息息相关,大致经历了寒武纪北祁连裂谷形成,河西走廊成弧后盆地;奥陶-泥盆纪北祁连裂谷扩张停止,俯冲作用加强,区域构造应力场由NE-SW向的拉张转变为挤压,泥盆纪北祁连造山带抬升,河西走廊演变为前陆盆地;中新生代以来,受南部青藏块体的挤压作用,北祁连山体继续抬升,河西走廊下陷形成内陆盆地,接受陆相碎屑堆积,巨厚的河、湖相红色砂岩、砾岩、泥岩堆积;新近纪末的青藏运动使北祁连山加速隆升,早更新世末的昆黄运动使区域构造应力场发生转变,祁连山北缘推覆构造向盆地发展,河西走廊进入新的构造演化阶段。

       河西走廊的地貌基础奠定于喜马拉雅运动以前的老构造运动,挽近的新构造运动对地面地貌特征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如古剥蚀面的发育、多级河谷阶地的出现、新老洪积扇的叠置、河道水系的变迁等;同时,外营力对地貌的塑造也起着深刻的作用,如冰蚀、雪蚀、寒冻风化、水蚀、风蚀、干燥剥蚀、堆积作用等。在上述内外营力长期共同作用下,地表形态复杂,呈现出冰川雪山、森林草原、沙漠戈壁、丹霞彩丘、河流湿地、平原绿洲相间分布的多样的地貌景观,多姿多彩的地貌景观相映成辉,构成一幅幅视角冲击力强,足以震撼灵魂的独特自然画卷——地貌大观园。现河西走廊以自然地貌景观为主体,建成的地质公园有张掖丹霞国家地质公园、敦煌世界地质公园、张掖平山湖国家地质公园、嘉峪关讨赖河大峡谷省级地质公园。在石羊河、黑河和疏勒河干流中下游河道沿岸形成了许多自然湿地。

张掖世界地质公园冰沟丹霞景观

张掖世界地质公园彩色丘陵景观

       河西走廊是我国西南、西北与中原地区的交接带,处于黄土、青藏、内蒙古三大高原交汇处,在地貌、气候、植被、土壤等方面有很大过渡性。走廊内以山丹县境内的大黄山和嘉峪关市境内的黑山为界,可分为石羊河流域的武威、永昌平原,黑河流域的张掖、酒泉平原,疏勒河流域的玉门、敦煌平原等三个主要区域,走廊东部属陇西黄土高原,西部为大面积的荒漠区。其气候属大陆性干旱气候,受青藏高原对印度洋水汽的阻隔,区内气候干燥,降水量稀少,且自东而西年降水量渐少,干燥度渐大。如武威年降水量158.4毫米,敦煌36.8毫米;酒泉以东干燥度为4~8,以西为8~24。年内降水较集中,夏季降水占全年总量50-60%,春季15-25%,秋季10-25%,冬季3-16%。年均温5.8-9.3℃,冷热变化剧烈。全年日照可达2550小时~3500小时,光照资源丰富,尽管年降水量只有200毫米左右,但发源于南部祁连山—阿尔金山区大小57条河流,凭借冰雪融水源源不断的补给,在山前形成了串珠状的绿洲群(盆地群),由于地势平坦、农业灌溉条件优越、土质肥沃,这里成为历史文明繁衍之地和现代走廊近480万人民赖以生存之地。自农耕时代,河西走廊由于物产丰饶,就有了“金张掖、银武威、玉酒泉”的美誉。

       流域内各河流出山后,大部分渗入第四系中上更新统含水层中形成地下潜流,或被消耗于灌溉、生产生活,仅较大河流以地表或地下径流的方式可注入下游终端湖(如黑河可注入下游居延海)。走廊平原区和北部山区有限的降雨量既不具备重要的生态意义,也不能形成有供水意义的径流,走廊平原区水资源几乎全部来自南部山区水资源的重复与转化。从宏观上来讲,河流出山口径流量基本上可代表整个流域的水资源量。据此,可以基本上确定走廊多年水资源量为每年71.29亿立方米。其中:石羊河流域为14.69亿立方米,黑河流域36.74亿立方米,疏勒河流域19.86亿立方米。

 


       

       逐水而居,自古至今一直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自然法则。根据考古发掘,在夏商时期,武威、民勤盆地自然绿洲中已有人定居,并有了原始的农业。大约在战国初期,月氏人便在天祝、古浪、永昌、张掖等地居住,乌孙人在酒泉、玉门一带活动,他们都是以畜牧业经济为主的少数民族部落。秦末汉初,匈奴占据了全部河西走廊,以畜牧业为主,其社会结构进入奴隶社会。汉武帝于元狩二年(前121年)开辟河西,设置了河西四郡,即武威郡、张掖郡、酒泉郡、敦煌郡,农耕文明和封建制度在这里逐渐生根发芽。隋唐时期,特别是随着唐朝国力的增强,河西走廊的牧业、农业和商业得到了空前发展,对外交往频繁,经贸活动昌盛。另一次大规模的土地开发是明清时期,这一阶段,河西人口不断增加,中游农业快速发展,绿洲规模迅速扩大,用水量剧增,使下游河道断流,湖泊缺水,灌溉水源短缺,形成大面积的沙漠化土地。在康熙、雍正时期之后,河西走廊人口猛增,至嘉庆年间已高达280万人,走廊适于耕种的土地都被开垦殆尽。 

       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悠久的开发历史赋予河西以丰富的人文遗存。新石器时期遗址分布较多,武威市有皇娘娘台、鴛鹫池、营盘梁、张家台、罗家湾、海臧寺、瓦罐滩、二坝、三角城、小崖子、王景寨等处;玉门骟马城有秦汉以前的乌孙或月氏新石器遗址;黑河中游的张掖西城驿、民乐的东灰山、山丹的龙首山和四坝滩等地的考古发掘表明,早在4000-5000年前这里就已经有了从事原始农业的民族。从文化类型上看,河西走廊分布有火烧沟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四坝文化、沙井文化等,不同类型文化的主人均洋溢着半农半牧的生活气息,在绿洲内逐水草而居,从事农牧业生产活动。

       河西走廊曾是佛教东传的要道、丝路西去的咽喉,这里汉时即设“四郡”,戍兵屯田,是汉朝经略西北的军事重镇,后来又因诸多山脉的天然阻隔,成为中原名士躲避北方战火的栖息场所,这里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名胜古迹灿若星河。

       河西走廊最宏伟的人文遗迹应该是汉明长城。西汉于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开始,修筑河西长城“令居塞”700多公里。到明王朝时,河西共修筑长城近千公里。迄今张掖山丹县境内的汉明长城、烽燧、列障,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完整的一段古长城,被专家誉为“露天长城博物馆”。

       河西汉长城共分三段筑成,东段修筑最早也最完整,史称“令居塞”,东起今永登县滨河处,向北西绕过民勤县北部,西过永昌、山丹、甘州之北,经过东山寺口子、人宗口、加岭墩等地,越临泽、高台而达酒泉以北的金塔县境内。中段是酒泉至玉门关之间的边塞,东起金塔县境,西越敦煌西北至玉门关。西段是敦煌至盐泽之间的边塞,东起玉门关,西沿疏勒河向西,经哈拉湖到达盐泽(今新疆罗布泊)。 

       汉长城修筑以“察地形、依险阻、坚壁垒、远望侯”为原则,根据当时河西地理条件,勘测线路,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就地取材。长城大致沿龙首山、合黎山南麓向西北行,逢山掘崖逢河劈岸逢原挖塞,分段开挖“阔塞”(宽而深的壕沟),铺设“天田”(用作侦察敌人踪迹的沙田),并辅以军事坞堡、报警烽燧、交通驿站和保障粮囤。整条长城以壕沟代替墙垣,全线由壕沟、山崖石壁、自然河岸和故城、坞堡、墩台、亭堠等列障构成,形成了塞防天堑,要隘守关,墩堠相望,烽火示警的防御体系。汉塞、列障除了军事防御和保护丝路畅通,在保护河西屯田开发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虽年代久远,迄今仍清晰可见。

       河西明长城主要修筑于嘉靖、隆庆和万历年间,以景泰县境内黄河西岸索桥堡为起点,由此西延至古浪,以汉长城为基础,至武威双城乡附近,离开汉长城,至永昌县又与汉长城会合,至高台县罗城乡北,又与汉长城分开,经酒泉市鸳鸯池附近,再由酒泉下古城明沙窝怀茂乡入嘉峪关境内,经新城、野麻湾到嘉峪关,全长957公里。

       河西明长城在汉长城基础上,依地形而建,汉长城在北,明长城南,两者并行延伸,相距一般在10-100米之间。明长城驿城、列障居守关隘要津,各种军事防御设施齐全。著名关城嘉峪关,与南北山岭的距离只有1公里多,再加上城墙、关隘和千余守兵,堪称天下第一雄关。山丹县境内羌庙(今绣花庙)驿、硖口驿、新河驿、山丹驿、东乐驿等,鱼贯相接各抱地势,与全国各地的城防、关隘、都司、卫所连在一起,构成了坚固的古代军事防御体系。

       河西境内的汉明烽燧、墩堠星罗棋布,现存约1000余座,纵横交错地分布在长城内外岗峦、驿城制高点和堡寨田野附近,它既是古代驻防军队的观察哨所和军情警报的传送站,又是戍边移民的分界线和屯田守备清野的瞭望哨。

       河西走廊的汉代和魏晋墓群很多。张掖黑水国附近及武威乱墩子滩等地有上千个西汉墓,酒泉、嘉峪关有较多魏晋画像砖墓。这些墓葬中出土有大量汉简、丝织品、陶、木、铜器、画像墓砖等珍贵文物。1966年发掘的武威雷台下的东汉晚期大型砖墓,出土的闻名中外的铜奔马(马踏飞燕),成为中国旅游标志。

       河西走廊石窟文化丰富,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14座石窟中,河西就占了2座,即敦煌莫高窟和瓜州榆林窟,另外尚有敦煌西千佛洞、肃南马蹄寺和金塔寺石窟、瓜州东千佛洞和旱峡石窟、玉门昌马石窟等。石窟是开凿在石壁上的一种佛教建筑,须有天然的石壁为其提供开凿的空间,其类型及其艺术风格与地质条件密切相关。河西石窟大多开凿在砂砾岩中,该地层由于河流切割,丹霞地貌发育,形成陡壁悬崖、孤峰石墙、峡谷洞穴等,为凿窟造像提供了理想的天然场所。从地层条件看,东部的石窟基本开凿在古近纪、新近纪地层中;西部的石窟则开凿于第四纪中更新统地层中,在新地层中开凿石窟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的,也反映出河西西部自古以来气候干燥,降水稀少,长期的潮湿风化作用弱,洞窟壁画、雕塑易于保存。

       敦煌莫高窟集壁画、雕塑、建筑艺术于一体,是一座距今2000余年、内容丰富、规模宏伟的石窟群,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历史最长久、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好的佛教和石窟艺术宝库,是我国四大石窟之一,还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文物宝库,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和科研价值。1987年,莫高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在河西走廊特定区域的生态地理环境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诗词文化。自汉唐以来,在历代国家战略下的开疆拓土和丝路交通持续了两千多年,其间无论是武将、文臣,还是信徒、游子,行吟于山川,留世遗篇,经久不绝,延绵千年。仅就初唐、盛唐时期来说,这片大汉先民用鲜血开拓的热土,足以引发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被誉为“诗仙”的唐代诗人李白曾有诗曰:“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诗中所指的“天山”就是指的祁连山。在这里,骆宾王、陈子昂曾踏访张掖,岑参、高适盘桓于凉州,王维跨长河逐落日,出使于居延,李白、杜甫把满腔的边塞情思倾吐在诗稿中。明清以来,无论是谪戍边疆的朝廷重臣,还是镇守甘凉的地方大员,无论是主管文教的州县掾吏,还是慕名而往的文人墨客,都对河西的山水田园盛情赞美,聊寄情怀,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山水田园诗篇。无论是汉唐时期的边塞诗,还是明清时期山水田园诗,始终与河西一个故事、一个人物、一方水土紧密相连,成为流传给繁衍在河西大地子民丰厚的文化遗产。

       河西走廊是汉、藏、蒙古、哈萨克、回、满、裕固等多民族杂居的地方。汉族为主要居民,主要在绿洲区从事农业;藏、蒙古、哈萨克、回、满、裕固则多从事畜牧业。多种民族生活风情、文化形式、审美观念、风俗习惯等因素,形成了独特的人文景观。这些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节日、风俗习惯都非常具有吸引力,也是重要的旅游文化资源。

       水资源短缺是制约河西走廊发展的关键因素,逐水而居,因水而兴,也会因水的过度消耗而加速衰落。古代一度辉煌的楼兰文明已被埋葬在万顷流沙之下,那里曾经是一方水草丰美的地方。历史上,河西走廊曾经水丰草茂,由于毁林开荒、乱砍滥伐、战争焚烧、河流改道、耕地撂荒及不合理的开发等,致使植被退化、土地沙漠化,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逐水而居,使我们便利地获取了生命之源,但在历史的长河里,当我们筑起大坝、修建渠系、建起水厂,当水龙头取代了辘轳,喷灌取代了水车,我们与河流水源的关系却疏远了,忽视了水依然决定着我们的生存、发展与未来的现实。

       从历史和地域文化角度看,河西走廊是多种文化圈相交汇的地方,以古丝绸之路和敦煌艺术为代表的文化沉淀深厚且独特。从世界发展史上来看,河西是古老的华夏文明与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地中海文明等的汇流之区,是古代沟通欧、亚、非三大洲最重要的国际通道丝绸之路的主动脉。从汉代张骞奉命出使西域到隋炀帝西巡的“国际会盟”,再到唐代玄奘赴印度取佛经,……无不以河西走廊为活动中枢而得以成功。作为古丝绸之路中枢的河西走廊,留存了丰厚的历史人文遗产,在文化遗址、长城烽燧、陵寝基葬、简牍碑刻、石窟寺庙、壁画彩塑等诸多方面拥有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优势。

       河西走廊独特且内涵深厚的文化资源,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显得格外珍贵。这块神奇的土地,就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而言,由于干早缺水和戈壁沙漠广布而不及富庶之地东部,但其悠久的历史和璀璨夺目的古代文化,却使得这里成为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富集之地。然而,这种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尚未得到应有的发掘和利用,虽然目前河西各地都在积极打文化牌、旅游牌,但与巨大的文化资源优势相比,潜力还远未充分发挥。努力挖掘和发挥文化资源优势,重振“河西四郡”文化经济,发展耗水相对较少的文化旅游产业体系,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将绿色发展贯穿于旅游文化、经济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领域,促进区域人居环境改善,将是一个前景广阔同时也是任务艰巨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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