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在地貌上处于祁连山以北、红崖山-龙首山-合黎山-宽台山以南的北西西向狭长盆地。中生代末至新生代早期，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发生强烈的碰撞，在持续至今向北推移作用的影响下，形成了现今典型的压陷盆地—河西走廊。其南侧的祁连山北缘活动断裂带和北侧的龙首山南缘活动断裂带均以巨大的逆冲推覆为特征，尤其是祁连山北缘断裂带的巨大逆冲作用，形成了走廊地区巨厚的中新生代沉积物，其中第四系沉积物就达数百米乃至上千米，并形成了最具特色的走廊冲洪积物组成的斜坡地貌。

       在祁连山的冰雪融水的滋润下，河西走廊水草丰富，环境适宜。根据考古发掘，在夏商时期，武威、民勤盆地自然绿洲中已有人定居，半农半牧的生产活动已经出现，绿洲中分布有沙井子、皇娘娘台、墩子滩、瓦罐滩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由此诞生了著名的马家窑文化。到了西周，河西走廊先后出现了西戎、犬戎、北羌、马羌等游牧民族，形成了独特的游牧文明，他们过的是“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的生活。大约在战国初期，月氏人便在天祝、古浪、永昌、张掖等地居住，乌孙人在酒泉、玉门一带活动，他们都是以畜牧业经济为主的少数民族部落，这些民族为该地区畜牧业经济的起步奠定了基础。“河西畜牧为天下饶”的历史应当从他们开始。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汉骠骑将军霍去病驱走匈奴，“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现大黄山），使我嫁妇无颜色”。民歌曲调凄怆哀伤、悲痛绝望，反复吟唱，让听者凄恻动容。透过这短短的诗行，我们看到了那个游牧民族仓皇逃遁的背影，看到他们为寻觅新的生存地而逐渐消逝在云烟深处。

       农耕文明的产生源于水，有水便是绿洲，无水便是荒漠。因为有水，有土地，就有了农业灌溉和移民的条件。“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定都中原的汉王朝，考虑到河西走廊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自西汉元狩年间，就开始大规模移民，仅元狩年间一次性移民数量就多达十数万，大规模的移民一直延续到昭帝。《史记》对此记载甚详，如武帝时“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汉书》又云，昭帝始元二年，“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移民是与河西走廊设置郡县相配套的举措，同时和军队的屯戍与屯田相呼应。到西汉末年，四郡共辖35县28万多人，控制面积超过13.5万平方公里，从卫星遥感图上推测，仅甘州郡所辖居延县沿额济纳河流域先后开垦的耕地约80余万亩。石羊河流域的耕地面积约63.5 万亩，约占今日报表耕地面积222万亩的28.6%，亩产已达1.18 石(合今约每亩113 市斤)，年总产量合今约3.23万吨。河西走廊城市开始广泛分布，奠定了农耕经济发展的基础。在近一百二十年的时间中，河西走廊农业社会经过了一个相对平稳和顺利发展的阶段。

       东汉末年，国势衰微，社会动乱、战乱频仍，北方少数民族趁虚而入，以畜牧业为主要生计的游牧民族大量迁入内地。在曹魏基本统一北方以后， 北边少数民族内侵局势稍有缓和，至西晋时，由于内部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而引发了“八王之乱”及“永嘉之乱”,内地的动荡、人口大量锐减，给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以可趁之机,以匈奴、鲜卑、羯、氐、羌为代表的“五胡”大举内迁河西走廊等地。魏晋之后，以走廊绿洲为中心先后有五凉建立了割据政权，虽继承和保存了汉、三国以来以农耕文化，但随着游牧民族人口在河西走廊的增加，畜牧业逐渐成为这一地区的主要生产方式。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变冷客观上成为这一时期河西走廊畜牧业恢复发展的原因之一,河西的生产方式也以农业为主向牧业过渡，《张轨传》记载有“凉州大马，横行天下”，成为洛阳地区盛极一时的民谣。此外，北魏在河西设立规模最大的国营牧场，成为北魏畜牧业重要的产源地。这一时期，农业生产遭到了极大破坏，大面积的垦区被废弃，为沙漠化的发生发展创造了条件。

       随着唐朝国力的增强，长期萧条的河西走廊农业，逐渐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当东突厥被打败后，北方游牧民族内侵的危险减小。《新唐书》记载，凉州都督李大亮上疏:“河西氓庶，积禦蕃夷，州县萧条，户口鲜少，加固隋乱，减耗尤多”，而“匈奴微弱以来，始就农亩”，农业生产开始恢复，土地得以大规模开发，并不断向西推进。据《资质通鉴》记载：唐天宝元年，河西四郡就有35241户，人口157099，另外，再加上流民、定户，以及屯军、僧尼，河西农业人口总计约近30万。到8世纪初，河西走廊农业生产有了进一步提高，经过唐朝一百多年的经营，到开元、天宝年间，“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这里的陇右包括河西走廊。这一时期是河西历史上经济最为繁荣的时期，由于唐政府在河西进行大规模的屯垦，河西走廊的耕地面积已达330万亩，这一数字相当于1994年本区耕地面积565.98万市亩的58%，相当于今天河西报表耕地面积810万亩的40%，突出反映了唐前期农业开发的力度。

       五代时，河西走廊西凉一带的汉族人已东迁至内地，造成该地区仅存“汉户百余”，只有“郭外数十里，尚有汉人陷没者耕作”，“余皆吐蕃”的局面; 宋朝咸平元年，西凉府遣使至宋时，当地仅“有汉民三百户”。善于农业生产的汉族人口减少，直接导致了河西走廊农业的衰落，大量的耕地被撂荒，为土地沙漠化创造了条件。

       13世纪初，西夏为蒙古所灭，河西走廊地区纳入了元朝的版图。农牧业生产大致仍袭西夏之旧，从元世祖至武宗，都曾在河西走廊进行屯垦，农业生产有一定的发展。但甘州以西地区，蒙古人在进攻西夏时，残酷的战争使水利灌溉、农业基础设施受到很大破坏。虽然，到“元二十八年，又迁瓜州居民于肃州，但名存而已”。马可波罗在途径河西走廊时，见沙州至肃州“道中毫无居民”，只有州城附近才有居民。农业生产非常有限，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绿洲。元朝时，也曾在瓜州屯垦，但不久垦区就被弃耕沙化。元代全国十行省，岁入粮为一千三百多万石，而甘肃行省为六万多石，只占全国的1/200，则河西地区农业生产之水平更不值得一提了。相反，曾辉煌一时的甘州，成为元朝的十四个大牧场之一。

       据《明太祖实录》载初洪武末年，河西共有屯田一万六千三百余顷，到神宗万历初年，经过土地清丈，河西田额多达四万六千顷；另一方面，人口比以前大量增加，据王乃昂等人研究：“明代后期，合计河西约有人口 35 万左右，其中石羊河流域占 48%，黑河流域占 49%，疏勒河流域占 3%”。其居民大致上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但就整体而言，明代河西走廊还是以农业为主。虽然，这次牧业向农业的转化是缓慢的，这主要是河西走廊的自然优势已经在多次的农牧业交替中丧失殆尽，而明朝所进行的农业开发只能说是对自然条件的充分利用。

       总之，历史上河西走廊为多民族活动区域。长期以来，随着汉族势力和少数民族势力在这一地区的消长变迁，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互动交融，使该地区的农牧业交替转换频繁发生，大面积土地被翻垦后又撂荒，垦区废弃，频繁的战争破坏水利设施，使河流改道，灌溉水源断绝，翻垦后的砂质平原遭受强烈的风力吹扬，绿洲被逐渐沙漠化。可以说农牧业生产方式的转换是以河西走廊大片土地的沙漠化为代价换来的。

       费孝通先生曾指出：“靠天种地的粗放农业对牧场草地来说是一种破坏力量。而且凡是丢荒之地在干旱地区植被破坏后，很快就会沙化，农耕所及，草场荒废。加上农业社区人口增殖一定要扩大耕地面积，即使在农作和施肥水平上，也会和牧民争夺土地。”破坏一个自然生态系统和建设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其结果需要漫长的时期才能表现出来。因此，在河西走廊的开发中，我们应该总结历史经验，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把握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不断提高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性、有效性，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相结合，实现河西走廊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的和谐发展。